1961年廖文毅派刺客取老蒋之首被要价500两黄金最终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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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的寒冬，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杀计划正在东京悄然展开。这位名叫廖文毅的台湾知识分子，曾是浙江大学教授，精通多国语言，在战后台湾政坛一度风生水起。然而，命运的转折使他流亡海外，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当他决定派遣一位神秘刺客前往台湾暗杀蒋介石时，谁也没想到这将揭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悬案。这位要价500两黄金的刺客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与廖文毅之间达成了怎样的协议？为何最终这场暗杀行动会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收场？而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角力与人性较量？

　　1910年，廖文毅出生于台湾云林县斗六镇一个颇具规模的商贾之家。廖家在当地经营茶叶贸易，与日本商人往来密切，这为年幼的廖文毅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廖文毅自幼聪颖过人，7岁即能操作算盘，帮助父亲计算账目。12岁时，他进入淡水中学就读，这所由英国长老教会创办的学校，为他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

　　1928年，18岁的廖文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在金陵大学期间，他不仅专注于化学研究，更广泛接触了各类政治思潮。1932年，廖文毅获得金陵大学学士学位后，立即赴美深造。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他师从著名化学工程专家史密斯教授，专研石油化学工业技术。1934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1936年，廖文毅学成归国。因其出色的学术背景，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亲自聘请他担任化学工程系教授。在浙大任教期间，廖文毅建立了台湾第一个化学工程实验室，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化工人才。抗战爆发后，他随浙大辗转迁移至遵义，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廖文毅放弃了浙大教授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台湾。凭借其海外留学背景和学术声望，他很快在台湾政坛崭露头角。1946年初，他参加台北市参议员选举。在竞选期间，廖文毅提出了改革税收制度、发展地方工业等多项切实可行的政见，获得了众多市民支持。

　　然而，在计票过程中，一张关键选票被行政长官判定为废票，导致廖文毅以微弱差距落选。两个月后的补选中，他再次参选，却又遭遇不测。这两次选举的失利，让廖文毅对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产生了深刻怀疑。

　　1947年初，廖文毅联合其他知识分子，组建了＂革新协会＂。该组织致力于推动台湾地方自治，多次向中央政府提交建议书，呼吁重视台湾民众的诉求。他们提出了包括整顿官僚机构、改革教育制度、发展地方经济等多项建议，但这些呼声始终未得到正面回应。

　　1947年3月，局势迅速恶化。廖文毅的名字忽然出现在通缉名单上。在友人的帮助下，他连夜乘坐一艘货轮离开基隆港，辗转抵达香港。初到香港时，廖文毅寄居于九龙一间简陋的旅馆。为维持生计，他在香港大学兼职教授化学课程，同时开设私人补习班教授英语和日语。

　　在香港期间，廖文毅频繁参加海外台湾人举办的各类集会。1948年春，他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被称为＂祖师爷＂的黄纪男。黄纪男此前曾在日本从事政治活动，与日本政界保持着广泛联系。两人相谈甚欢，发现彼此对台湾前途的看法颇有共鸣。

　　在黄纪男的引荐下，廖文毅开始接触香港的各路政治人物。1948年夏，他们共同组建了＂台湾再解放联盟＂。组织成立之初，成员仅有二十余人，主要是流亡海外的台湾知识分子和商人。他们租用了香港中环一间小办公室，开始发行会刊，宣传他们的政治理念。

　　1949年初，廖文毅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寻求菲律宾政府的支持。他在马尼拉停留了三个月，多次拜访菲律宾政要，但均未获得实质性支持。期间，他在马尼拉的华人社区做了几场演讲，吸引了一些海外台湾人的关注。

　　同年7月，黄纪男独自前往日本，试图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他先后拜会了几位在野党议员和前首相芦田均。芦田均婉转表示，由于日本当时仍在美国占领下，没办法提供直接帮助。黄纪男转而寻求盟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但麦克阿瑟将军仅给予了模糊的回应。

　　1949年底，在日本方面的默许下，廖文毅finally决定前往日本。他先是在神户落脚，后来迁居京都。起初，日本当局对廖文毅的政治活动采取了限制措施，将他软禁在一间旅馆内。但在美方的暗示下，日本政府逐渐放松了管制。

　　1950年初，廖文毅在京都租下了一栋和式建筑，作为办公场所。他开始在日本各地举办演讲，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台湾侨胞。为扩大影响力，他还创办了一份日文月刊，在日本知识界传播他的政治主张。

　　这段流亡生涯，使廖文毅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不再局限于追求台湾地方自治，而是逐步形成了更激进的政治诉求。他开始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其言论也慢慢变得引起台湾当局的注意。在日本的这段时期，为他日后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重大决策埋下了伏笔。

　　1950年2月，廖文毅在京都举行了一场震动海外华人社会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首次公开提出建立＂＂的主张。演说结束后，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位政治官员与廖文毅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秘密会谈。这次会谈的详细的细节内容虽然未对外公布，但此后廖文毅的活动经费明显增加。

　　1951年春，廖文毅在东京成立了＂台湾再解放联盟驻日本总部＂。总部设在东京銀座区的一栋六层办公楼内，每月固定发行《台湾民报》日文版和英文版。该组织很快在横滨、大阪、神户等地设立分部，吸引了大量在日台籍人士的加入。

　　1953年夏，美国国务院东亚司的几位官员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与廖文毅进行了多次接触。这些会面虽然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但根据当时在场的翻译回忆，美方对廖文毅的政治活动表示了某一些程度的默许。同年9月，廖文毅在美国的支持下，在檀香山召开了首次海外台湾人大会。

　　1955年1月，廖文毅在东京正式公开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他在临时政府中担任＂主席＂职务，并任命了包括外交、内政、财政等在内的十二个部门负责人。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制定＂宪法草案＂，并开始筹建＂临时议会＂。

　　在日本政府的默许下，这个临时政府得以在东京公开活动。他们租用了位于新宿区的一栋建筑作为办公地点，悬挂自制的旗帜，甚至发行了所谓的＂护照＂。当时有多家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57年初，一位名叫陈哲民的核心成员突然叛变。陈哲民带走了大量，包括临时政府的财务记录和与美方联系的证据。这些文件后来被移交给了台湾当局，导致多名在台湾的支持者被捕。这次事件严重打击了临时政府的运作，也暴露出组织内部存在的严重分歧。

　　1958年，为挽救日益低迷的声势，廖文毅开始在海外积极筹款。他先后访问了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地的台湾侨社，试图获取资金支持。在这些访问中，他多次发表激进言论，声称将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来实现政治目标。

　　1960年底，临时政府内部再次发生分裂。一些成员对廖文毅独断专行的作风提出质疑，要求改革组织架构。在一次激烈的争论后，包括财政部长在内的多名重要成员集体离职。这次内部动荡使临时政府的运作几近瘫痪，也促使廖文毅开始考虑采取更极端的手段。

　　1961年1月的一个深夜，一位自称＂山田太郎＂的日本人出现在廖文毅的东京寓所。这位访客声称自己曾是日本特工机关的成员，精通暗杀技术。他向廖文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以500两黄金为报酬，他愿意潜入台湾暗杀蒋介石。

　　据当时在场的廖文毅秘书黄明哲回忆，这位＂山田太郎＂身材魁梧，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但说话时总带着几分关西口音。他向廖文毅展示了几份看似可信的证件，包括二战时期的军方文件和一些照片。这些材料显示，他确实曾在特工机关服役，并参与过多次秘密行动。

　　会面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山田太郎＂详细阐述了他的暗杀计划，包括如何潜入台湾、如何接近目标、以及如何安全撤离。他表示已经在台湾建立了一个地下网络，可以为行动提供必要的支持。作为信誉保证，他愿意先接受一个小规模的任务来验证自己的能力。

　　2月初，为验证＂山田太郎＂的能力，廖文毅安排他执行了一项试探性任务：潜入台北市区，拍摄的警卫部署情况。一周后，＂山田太郎＂带回了详细的照片和手绘图纸，显示他确实完成了任务。这些资料的准确性后来得到了廖文毅在台湾的内应证实。

　　3月中旬，双方在横滨的一家茶室正式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廖文毅需要分三次支付酬金：行动前100两、行动成功后200两、安全撤离后200两。为表诚意，廖文毅当场支付了第一笔款项。

　　4月初，＂山田太郎＂再次来访，要求廖文毅提供更多关于蒋介石日常活动的情报。他特别询问了蒋介石每周做礼拜的习惯，以及其位于士林的私人官邸的具置。廖文毅通过种种渠道收集了这一些信息，并在一周后交给了他。

　　5月1日，＂山田太郎＂带着第一笔酬金和详细的情报资料离开了东京。按照计划，他将于5月15日前后在台北展开行动。廖文毅通过事先约定的联络方式，在东京等待行动的消息。然而，从那天起，这位神秘的刺客就彻底消失了。

　　事后调查发现，＂山田太郎＂极可能是台湾当局派来的特务。他利用廖文毅迫切地需要建立威信的心理，不仅骗取了黄金，更套取了大量有关廖文毅组织的情报。这些情报后来被台湾当局用来打击廖文毅在台湾的地下网络，导致多名成员被捕。

　　这起事件暴露了廖文毅的激进意图，也引起了日本当局的警惕。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对廖文毅的活动进行更严格的监控，限制了他的政治活动范围。同时，美国方面也因此收回了对他的某些支持。

　　1965年初，廖文毅的处境日益艰难。＂山田太郎＂事件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他的监控，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美国方面也慢慢地减少了资金支持。临时政府的运作陷入停滞，许多核心成员相继离去。

　　3月，台湾当局通过秘密渠道向廖文毅传达了一个信息：如果他愿意公开悔过，能够得到从轻处理。这一条消息是通过他在台湾的二弟廖文奎转达的。廖文奎在一封亲笔信中详细说明了当局的条件，包括必须公开声明放弃＂＂主张。

　　4月15日，廖文毅在东京召开了最后一次临时政府会议。会议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与会者就是否接受台湾当局的条件展开激烈讨论。最终，在场的十五名成员中有十二人支持接受条件。

　　5月1日，廖文毅在东京的寓所举行了一场简短的记者会。他宣布解散＂临时政府＂，并表示愿意接受台湾当局的安排。当天下午，他将临时政府的印信和文件全部销毁，并向日本当局递交了返台申请。

　　6月10日，在日本政府的协助下，廖文毅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返回台北。在松山机场，他被直接带往警备总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接受了详细的审讯，并写下了长达两百页的悔过书。

　　9月15日，台湾当局在台北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记者会。廖文毅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说，详细交代了他在海外的活动，并公开承认错误。会后，当局宣布对他从轻处理，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但考虑到他的悔过表现，当即予以假释。

　　1966年初，廖文毅被安排在台北市区一处住所居住，由警备总部派人严密监视。他每周必须向当局报到，所有对外联系都受到严控。这期间，他开始整理个人文稿，写下了大量回忆录。

　　1967年5月，廖文毅因病入住台大医院。他的健康情况迅速恶化，但当局仍然派人24小时监视。其间，只有少数亲属获准探视。9月16日清晨，他在医院病房中去世，终年61岁。

　　按照当局的安排，廖文毅的葬礼规模很小，仅限直系亲属参加。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台北郊区的一处公墓，墓碑上只刻有名字和生卒年月，没有一点其他文字。其大部分遗物被警备总部没收，包括他在最后两年写下的回忆录。

　　直到1987年台湾解除，有关廖文毅的诸多档案才逐渐解密。这些档案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包括他在日本期间的活动情况，以及返台前后的谈判过程。这些材料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